与理想主义者告别 | 《幸运者》导读预告

中国摄影杂志 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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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文化品牌理想国imaginist(下文简称理想国)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推出的《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约翰·伯格、让·摩尔/著）入榜第四届中国摄影图书“年度引进版摄影图书”。我们邀请了理想国编辑郝汉来为我们做导读，导读视频将以录播的形式于8月31日晚上20：00在千聊“中国摄影直播间”上线，欢迎收看！
同时，我们在下文刊出《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的译者黄月专门为《中国摄影》2020年第7期“第四届中国摄影图书榜”专题撰写的文章。

作为视觉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人物，约翰·伯格的影响在中国摄影界被严重低估。他谈摄影、论观看，总是从容地在历史、政治、艺术、哲学、心理各个领域腾挪自如，往来如风。他的观看常常出人意料，却又往往切中肯綮。他不是在给摄影下判决，也不是将图像作为理论的材料，或是仅从自身经验和视野出发，而是将艰深的学术化身为孤岛上温暖的灯光，在毫不妥协的论战中将犀利与优美合为一体。这本《幸运者》就是一个例证。他带领我们一起超越人文关怀的局限，跳出感伤滥情的程式，重新认识贫穷、痛苦、生死、命运、体制以及这背后的一切。理想国引进书系的眼光亦由此可见。

——李楠（第四届中国摄影图书榜评委）

既受难又幸运：与理想主义者告别

摄影／让·摩尔文／黄月

在英国一个偏远的乡村小镇—树林镇，萨塞尔是唯一的医生。他穿过浓雾，趟过雪地，他不分白天与黑夜，不分诊室与荒野，出现在每一处树林镇人病痛和生死的现场。某种程度上，他的一生既是所有医生的一生，也是被理想主义行将熄灭的烛光照亮的最后的行迹。

约翰·伯格《幸运者》的写作难以定义。他否认自己是传记作者—萨塞尔绝非声名显赫之人，作为作者的伯格也全然无法像其他传记作家一样主宰写作象，相反，他“完全陷入了现实的摆布而无法逃脱”。这也不是一本探讨医生角色与医患矛盾的非虚构作品或艺术评论，伯格试图论说之物远超于此，他的追问直至人的价值的真正实现，他的求索直至社会不公的沉疴新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幸运者》不仅让读者联想到了疫情之痛，联想到了医生陶勇受伤的手，更联想到了自身存在之意义，与他人生命之联结的原因。

幸运者是谁呢？

幸运者是树林镇人。他们或许无从得知萨塞尔这样医术精湛、兢兢业业的全科医生有多么难得，更无从知晓医生不仅尽全力消除他们身体的疾患，更以几乎是自我摧残的方式洞悉他们未曾言说的心理需求和精神伤痛。在这样一个经济与文化双重贫瘠之地行医，萨塞尔以高度敏感的内心区分病人对他的期待与他对自我的期待。他在背负着职业要求、责任感的同时感受到孤立与痛苦。面对死神和更大环境的不公正时的力不从心，让他被由内向外地掏空—他在不断逼视自我的过程中失去了性能力，也在肩负起整个落后社区的精神榜样和生命见证人角色的过程中，饱受抑郁折磨。

幸运者也是萨塞尔医生。他对知识充满着浮士德般的极度热忱，他渴望成为通才，渴望自我实现。虽然小小的诊室与他敬佩的康拉德笔下船长所面对的大海不同，但他从病人身上获得相似的主宰与奉献的乐趣。对他而言，那些生活简单、依赖于自己的病人，有着自己所不具备的种种品质与生存之道；对他而言，病人是他知识的源泉，并因此而庄严神圣。与那些中产邻居不同，萨塞尔在树林镇是一个真正的特权者。他的特权并不来自世俗的财产和地位，而来自于他讲话和思考的方式，来自他理智到不必仰赖常识生活，来自他包容到可以理解其他所有人无法理解之事，来自他承认自己也会害怕和发怒而从不找借口搪塞，来自他选择在树林镇行医的行为本身—对成功与否漠不关心的特权。他的知识和道德、敏感与善良便是他的特权，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勋章也是他的锁链。

幸运者也是更广阔的世界里那些从未蒙受真正痛苦，甚至以自己的经历怀疑世界之本质的人们。伯格在《幸运者》一书中写道：“世界的本质是，即便深陷重重打击与痛苦之中，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抵抗也很少会削弱半分。”幸运者怀疑世界是否真的这般残酷冷漠，不幸的人即便挺过苦难并回归生活，依然能够在最基本的日常中辨识出差异。就像萨塞尔医生那样，识别出人的心智和自我意识中最为幽微晦暗之处，并被无法抑制的共情所淹没。正如萨塞尔虽然可以肯定树林镇人的幸运，却在本质上认为树林镇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极为不幸一样，他们本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社会服务、更好的就业状况的话。

相较于给出一个何为幸运、何为不幸的观察或答案，伯格选择了一条更艰辛也更丰富的路径—以这本书提出问题，比“何为幸运”和“为何不幸”更重要的问题。伴随伯格的叙事向前推进，我们仿佛滑入了一汪上窄下宽、望不见底的深潭。从通才为何消失，贫穷如何影响人的语言，时间感受如何随年龄变化这样的问题，不断深入，直至更宏大也更宽广的核心，此处的问题关乎社会、历史、政治与每一个人的自我—医生的价值如何衡量？一个治好十万人和一个治好一万人的医生，二人的价值有区别吗？医好一位农民与医好一位领袖，两者的价值可以比较吗？我们有可能超出自己的局限，根据以一个人曾经的生命选择对他做出评断吗？缓解一个人的病痛有什么社会价值？如果一个社会不理解个体生命的价值，又如何要求医生的理想主义不受一点磨损？

关于人类生命价值几何，伯格在这本书的终章写道：“这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一个个体无法为自己作答，真正的答案藏于某个时期、某种社会结构之下的全部社会关系当中。一个个体自己的价值，最终是由他所接受的治疗得以体现的。”当我从前理想国艺术馆编辑胡昊那里接过翻译《幸运者》的任务，我因伯格的大名而感到激动，不及读完原著最后一页便开工了。所以，直至几乎翻译完成，与萨塞尔和作为记述者的伯格共同走到书的结尾，我才在短短百字的后记中（和所有读者一样）震惊地得知：萨塞尔医生在《幸运者》成书十五年后开枪自杀了。你或许有着自己对医生命运的解读，伯格只是这样写道：“自杀并不必然是对行将结束的生命的苛责，它或许仅仅属于命运的一种。”在出版之前与之后的订正、审校和重读中，我慢慢觉得，一开始我为有机会翻译约翰·伯格的文字感到开心，后来，我为自己以这种方式认识萨塞尔医生倍感荣幸。

《幸运者》内页版式

而直到《幸运者》入围中国摄影图书榜的引进版图书名单，我才开始从摄影书的角度审视它。对于一位译者而言，此前，文字无疑占据了我更多的注意力。当我逐一细看让·摩尔的照片，并借由照片步入萨塞尔医生的温暖诊室和出诊之路，借由照片在树林镇人的眼神和躯体中捕捉伤痛与孤独，借由照片与双眼明亮、步伐矫健的萨塞尔医生遥遥相视，我似乎才终于在他的理想主义中辨识出自我，并与萨塞尔医生完成了最后的告别。

领读人简介：

郝汉

利兹大学社会学硕士，目前任职于文化品牌理想国imaginist，担任旗下播客节目《Naive咖啡馆》主持人，界面文化、新京报书评周刊等媒体撰稿人，曾负责理想国译丛海外作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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